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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器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考古学关注的课题。本文梳理近十年以来骨器研究的新成果，并着重对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骨器研究进行归纳和分析。在新石器时代，无论是地域还是年代上，骨器的程序和方法均比较相似，片切割和磨制为主要手段，"因材作器"是这个时期骨器生产的显着特征。青铜锯的应用是青铜时代制骨手工业的技术性，极大地提高了骨器的效率，并对当时的生产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二里头遗址制骨所使用的铜质工具很可能是铜，而非铜锯。 早使用青铜锯的年代很可能不在夏代，而在商代早期，约公元前16年左右。青铜锯的使用和城市化的发展，为青铜时代制骨作坊的规模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生产了必要的技术和市场条件。公盨是西周中期偏晚时的一件礼器。铭文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与《禹贡》篇"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及《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据此，结合其他文献及考古推断，《禹贡》篇主体的时代应在西周中期。新郑市赵庄墓葬区是郑韩故城周边一处东周大型公共墓地，墓葬时代涵盖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墓葬形制及随葬遗物体现了郑人的埋葬制度和丧葬习俗。丁佛言是近代有影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曾为推翻封建帝制、再造共和立下了不朽功勋，后摆脱场风云，全神贯注致力于古文字的研究及书法、篆刻的修炼，着述颇多，被誉为"鲁之灵光"。山东博物馆收藏的《松游盦印存》，是一部集中他手刻各印搨存之书，充分显示了他独步当代的篆刻艺术。丁佛言刻印选字风格独特，以吉金文字入印，大量的诏版权量、镜铭钱泉、陶瓦碑碣等被巧妙地融入印中，他将篆刻的取法扩展至鼎彝、砖瓦、古陶等领域，印坛新风。丁佛言印章的章法构成巧妙，印面布置 鲜明的特征是采用强烈的对比手法，实现印面的装饰效果。在其古玺印中，留白的块面和刚劲爽利的线条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他印字的用笔与用墨轻重相间、粗细并存，各种法交替使用，不拘一格。他的印文从形体与韵味上都有浓淳的书法味，体现了他以代笔的高超表现手法。端方是清末新政时期崛起的满族地方大吏，历仕南北，督抚一方，以思想明、力行新政而被时人评论。端方又是近代收藏颇富的大收藏家，藏品涉及青铜器、玉器、石刻、瓦当、古印、书画等等。端方延揽了一大批当时的收藏家、鉴赏家，委托他们将自己的藏品进行整理汇编、着录成册，有效地保存和传承了的传统文化。 博物馆《古代陈列》展陈一件虎形节，有铭文四字，以往未见讨论。本文考证铭文读为"王命传虎(遽)"。"传"字和"传遽"一词带有燕、齐文字特点，但从形制和铭文语言环境看此节当属楚器，应是战国晚期楚灭鲁后，与齐、燕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俞伟超(1933—23)，考古学家，曾任 教授，原历史博物馆馆长，对考古学的发展出巨大贡献。值其逝世五周年，刊出一组文章，以示纪念。乾隆御容佛像现存世仅七幅，其中三幅藏于故宫，是集宗教、艺术、工艺、科技信息于一身的珍贵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藏《清人画乾隆帝普宁寺佛装像》就是其中一件。本文详细介绍此幅唐卡的历史信息、保存条件、陈列环境、保护情况，利用害分布图对折痕、颜料脱落、缝线松散和缝线裂、装衬织物褶皱和饰件脱落等害情况进行描述，其害原因包括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并且围绕保存保管、保护修复、陈列展览和保存环境监控提出科学建议：订制专门的多层抽屉式储存柜，确保画面朝上展平放保存和陈列，设计透明视窗便于观察；建立完整翔实的保护修复档案，在充分科学研究和模拟试验的基础上确定修复保护方案，定期 调查，评估修复效果；在保存、修复、展示过程中均应实施环境监控，保持适宜且恒定的温度、湿度、照度，避免紫外线照射。李殿林为清季重臣，历仕同治、光绪、宣统三朝。通过对新近出土李殿林墓志的考释，可以借此厘清清末政制变革及政局演变的发展脉络：首先，李殿林主江苏学政时，曾极力推行书院改学堂之事，但因改制而造成的经费困窘，亦可折射出清季朝廷推行教育新政之艰；其次，作为汉人的李殿林，曾以裁缺吏部左侍郎的身份获授历为满族王公把持的八旗都统一职的遭遇，正反映了清季朝廷迫于舆论压力化除"满汉畛域"的欺骗性；再次，身为吏部尚书的李殿林，曾为了仕途延续，与以奕匡为代表的庆亲王府势力联手，为保住深陷贪腐丑闻的吏部，不惜与掌权伊始便致力于吏部裁撤行动的摄政王载沣对抗，其中又因朝中重臣鹿传霖的卷入，令事态变得更加错综复杂。